全书的编纂，早在抗战期间（民三十四年）大师卓锡重庆汉藏教理院的时候。起 初，大师拟编印一部太虚“学要”或“评传”之类的书，幷责成尘空法师收集材料， 因大师讲著甚多，工作是非常繁重而废时的。未幾，抗战勝利，擧国人民都在新的希 望下欢欣鼓舞，佛教也在太虚大师领导下，受政府的督促，有佛教整理委员会的成立 ，大师复员回到南京，倡立“佛教文化社”，以李子宽居士为社长，宗旨为“流通经 教，编印高僧大德之言论著述，及发行佛教书报杂志为职志”。而主要意旨，则在“ 搜集太虚大师所有言论著述，集成一大丛书，正名为太虚菩萨藏，……分期出书”（见 太虚大师丛书预约说明）。至此，大师著述之整理编纂，乃进入新的阶段。幷聘请重 庆法尊，武昌苇舫、印顺，南京尘空法师为编勘委员，分别各负一部份材料收集整理 的责任。大师特约北平杨星森居士来京，负责彙编挍印，就地出版发行。工作正待展 开，幷由佛教文化社发行预约，希望于三十六年春刊行初编。然事实幷不如理想？由 于编勘委员散处各地，材料既不易集中，而大师所有讲著，名题繁多，亦待分类编成 目录。此时距预约出版时期已近，而编纂成书，却尙有待从新考虑如何加强？时笔者 自汴至沪，利用候轮返平機会，随侍印顺法师赴杭州一遊；尘空法师因惠书沪上，邀 笔者参助编纂工作。及至杭州，忽得大师圆寂消息，及又与会觉、印顺法师至沪奔丧 ，此时大师之出家、在家弟子，更感遗著编纂工作之不容再缓，承尘公法师、李子宽 居士恳邀，以当报大师恩相勗，我受了师友们的鼓励，也就答应下来。于擧行大师遗 体入龛礼後，即与尘空法师偕往南京，到京与负靑编挍遗著之杨星森居士会商後，同 感工作繁重，有非我二人所能勝任者，而当时工作地址⸺南京莫愁路普照寺⸺甚 为狭窄，住宿、饮食等亦诸多不便，因与尘公法师、子宽居士研商，最好请一位对佛 学有高深造诣的法师来领导，才可以获得远近人士的重视，材料也易于收集，否则， 问题是难以解决的。子宽居士等亦以此议为然。幷认为此事能由印顺法师或芝峰法师 出而领导最为理想。筹议十馀日，正苦问题无法解决之际，印顺法师忽与普照寺住持 昙钵法师相偕来京，印公虽非为此事而来，然我们却为了有请求的機会而欢愉。经过 李子宽居士的一再恳请，幷在经费方面允予全部支持，及解决一切有碍此项工作的困 难。印公亦以此事为大师慧命所寄，不忍濬拒，遂允加考虑。印公既曾被大师擧为编 勘委员之一，居武昌时，曾受大师命将海潮音、正信等所刊讲著，勘过一次，幷制有 目录，及提供一些意见备为参考，故对于全书的内容与数量，了解得很淸楚，认为全 书约在六、七百万字之谱，而搜集材料，挍勘、抄写，乃至编纂成书，非有四至五人 集中起来，工作一年不可。而这些在李子宽居士看来，都是非印公出领导不易成办的 ，所以唯一的愿望，还是邀请印公法师能惠然允为此事发心领导。当时因为大师遗体 尙未荼毘，而印公亦需前往普陀礼谒恩师，故一切须待到上海後始能决定。阴历四月 八日，为大师遗体荼毘之日，我亦随侍印公前往参加，此时大师弟子，均齐集上海， 对大师一切事业共做通盘的集议商讨，席间一致公推印顺法师负起领导编纂全书的责 任，印公至此，亦義不容辞，乃决定待礼谒尊师後，开始进行。而我亦因此有了随侍 印公漫遊东南佛国的機会。四月十五日，在鄞参加恭送大师灵骨赴溪口雪窦寺的行列 ，在山小憩数日，寺主大醒法师因坚邀印公来山编纂全书，印公和我，也以能在幽静 地方作此项工作为最理想，但以子宽居士既有在京觅地编纂之计，故一时不便应允， 须待共同商榷後始能决定。下山後，遇佛性法师于延庆寺，于是偕遊寧波之天童、育 王，慈溪之净圆、西方诸刹。再转赴普陀，因印公须候尊师自闽来山相面，故小住四 日，然後匆匆離山，至沪转京，进行全书编纂工作的事。